第05章高天原 (第2/2页)

“什么？”
　　
　　“上次他来这里，在砂子上踩了一个脚印。他说那个脚印的形状像北海道的地图。现在那个脚印没了，砂纹重新耙过了。他在找那个脚印。”
　　
　　赤松在庭院里站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转身朝玄关走来。木屐踩在青石板上，声音清脆而均匀。老马已经迎在玄关门口，帮他拉开纸门。他换鞋的动作很慢，先把木屐整齐地放在鞋架一侧，然后穿上备好的布鞋——整个过程井井有条，像在做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然后他直起身，朝老马微微欠身，走进客厅。
　　
　　阿虎正夹着第四块红烧肉往嘴里送，抬头看到进来的人，筷子停在了半空中。他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能感觉到——这个人走路的方式和工地上的日本人不一样，和街上那些穿西装的上班族也不一样。这个人走路的时候，身体两侧的空间好像都属于他。阿龙默默地咽下嘴里的饺子，目光追着赤松的背影。钟亦鸣摘下那副度数不对的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想把来人的脸看清楚。他看了几秒，手指不自觉地摸到裤袋里那本账本大小的笔记本。他认不出来人是谁，但他从这人身上嗅到了某种气息——和上海滩他父亲那些生意伙伴如出一辙。那是有背景、有资本、有退路的人才有的从容，是可以用一杯茶的时间决定别人命运的人。
　　
　　赤松扫了一眼桌上的菜肴和十几张陌生的面孔，微微点头致意，然后径直走进了茶室。那两个黑西装留在外面，站在茶室门口两侧。
　　
　　“关爷，新年好。”赤松在矮桌前盘腿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
　　
　　“赤松先生，新年好。”关爷给他倒了杯茶，“这是陆川。我跟你提过。”
　　
　　赤松转过头，看向陆川。镜片后面的目光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只是在审视——审视的方式不是上下打量，而是停在眼睛里。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别：不是看你的脸，不是看你的衣服，是看你的眼睛，然后等。等什么？等你先动。你先说话，你先移开目光，你先露出任何破绽。
　　
　　陆川没有移开目光。他看着赤松的眼睛，点了下头，说：“新年好。”
　　
　　“新年好。”赤松也点了下头，幅度很小，点到为止。然后他转向关爷，“关爷，去年那份地的文件，我带来了。”他从怀里取出一份牛皮纸文件袋放在矮桌上。
　　
　　“不急。先喝茶。”关爷给赤松倒上第二杯。
　　
　　赤松端起茶杯，没有喝，而是在掌心里转了转杯子，说：“关爷。今晚茶室人少，有些话可以直说。”
　　
　　“你说。”
　　
　　“关于歌舞伎町那块地的事。”赤松放下茶杯，语气像在讨论天气，“森田组的人最近在那边活动很频繁。他们想要那块地，但他们的方式比较——直接。我不希望歌舞伎町的秩序因为一块地被打乱。维持秩序对大家都好。所以我想请教关爷，您对那块地有没有打算。”
　　
　　关爷没有马上回答。他看了陆川一眼。
　　
　　陆川接过话头：“那块地的位置很好。新宿地铁站规划的新出口就在旁边，如果地铁通了，地价至少翻三倍。但如果所有人都想要，这块地就会变成死地——谁先动手，谁先死。森田组动了手，他们已经在明处了。”
　　
　　赤松转过头来看着陆川。这是今晚他第一次真正注视这个坐在关爷旁边的年轻人。他注意到几件事：第一，陆川坐姿不端正——一条腿盘着，一条腿竖着，一只手搭在膝盖上，看起来随意，但重心稳得很。第二，他说“谁先动手谁先死”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不是在放狠话，而是在陈述一条他已经验证过多次的规律。第三，他能说出地铁站的规划，说明他手里有情报。一个偷渡来日本不到两个月的中国人，已经摸清了新宿地铁的扩建规划——这条规划在公开报纸上登过没错，但能从报纸的豆腐块新闻里提炼出“地铁出口就在那块地旁边”这个结论的，不是普通人。
　　
　　“陆桑。”赤松的语调降了半个音，“你刚才说——谁先动手，谁先死。那么如果三方面同时动手呢？”
　　
　　“那三方面都死。谁都拿不到地，地会被警察封锁，然后被政府低价收走。”陆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赤松微微眯起眼睛：“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与其三方面抢一块地，不如让其中一方退出。退出的一方不是输，是换一种方式赢。”
　　
　　“换什么方式？”
　　
　　“把地让给最想要的人，然后拿其他东西——钱、股票、别的地的优先权。战场上拿不到的，不一定非要用战场上的方式拿。”
　　
　　赤松第一次露出了一个可以被称作“表情”的东西。很细微，只是嘴角动了一下。但那是一个笑——不是冷笑，不是嘲讽，而是某种被挑起了兴致后的愉悦。他端起茶杯，终于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的茶，然后放下杯子，对关爷说：“关爷，你上次说你手里有个年轻人，可以用。我现在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关爷没有答话。他只是在倒茶。茶壶里流出的水声在安静下来的茶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他说了一句不相关的话：“今晚的年夜饭不错。”
　　
　　然后他的眼神越过赤松的肩膀，落在客厅里的阿绣身上。阿绣正在跟阿虎说什么针法的事，说到一半忽然打了个喷嚏——不是感冒，是刚才试新衣服的时候着凉了。
　　
　　关爷叫住了他。
　　
　　“阿绣。你的工装补丁是你自己缝的？”
　　
　　“是。”阿绣站起来，有些局促，不知道关爷为什么突然点自己的名。
　　
　　“赤松先生，”关爷转向赤松，“你上次说银座那家店需要改衣服的师傅。人在这里。”
　　
　　赤松看了阿绣一眼。这个瘦小的温州裁缝穿着自己改过的工装，领口整整齐齐，袖口的补丁针脚比机器缝的还密。赤松问了他几个问题——什么面料最难做、西装袖口的扣子应该缝几针、真丝和棉线混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阿绣一一答了。声音不大，但每个答案都干脆利落，像他缝衣服的手法——不需要犹豫，因为已经做过几千遍了。赤松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只是对关爷说了句“我记下了”。
　　
　　然后他站起来，理了理羽织的领口，向关爷欠身告辞。走出茶室之前，他在门口停了一瞬，侧头对陆川说了今晚第二句让他记住很多年的话。
　　
　　“陆桑。你和我都是异乡人——你在日本是异乡人，我在这个时代也是异乡人。异乡人要活下去，只有两条路：要么离开，要么成为规则本身。”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们还会见面的。下次，不下围棋了。围棋太慢。”
　　
　　然后他推开门，走了出去。两个黑西装跟着他穿过走廊，穿过庭院，上了那辆黑色丰田皇冠。引擎发动，车灯在枯山水的白砂上扫过一道弧光，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茶室里，陆川低头看着赤松留下的那个茶杯。杯沿上有一圈极淡的痕迹——不是茶渍，是他转杯子时手指摩挲留下的温度。他拿起来看了片刻。
　　
　　“关爷。他说的规则，是什么规则？”
　　
　　关爷沉默了一会儿。
　　
　　“赤松的祖父是关东军参谋。昭和二十年，战败。他祖父在满洲切了腹。他父亲是住吉会的元老，美军来了以后被清洗，死的时候赤松才六岁。赤松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拿枪的日本人输了。但输的不是日本。输的是拿枪的人。所以他这辈子不碰枪。他碰钱。他要用钱做成他祖父用枪没做成的事。这就是他的规则。”
　　
　　关爷把剩下的茶倒进陆川的杯子，动作很慢，像在斟一杯不能满出来的东西。
　　
　　“今天我让你见他，不是为了聊那块地。地的事以后再说。我今天叫你来，是让你看看——在这条街上，站在最高处的人长什么样。你看到了。”
　　
　　陆川放下杯子，拇指在杯沿上缓缓转了一圈，然后说：“他约我下围棋。我去不去？”
　　
　　关爷站起来，走到壁龛前面，看着那幅“静水流深”。
　　
　　“当然要去。但记住：静水流深——水越深的地方，越不能让人看到你的底。赤松从不说真话，但也从不说假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只是不是全部。你对他，也一样。不用骗他，但永远不要让他知道你的下一步。”
　　
　　他转过身来，看着陆川，眼神里有一种混合了欣赏和警告的复杂神色。
　　
　　“老陈托人给你带了句话。”
　　
　　陆川抬起头。
　　
　　关爷把一个东西放在桌上——不是信封，不是信纸。是一颗干枣。枣皮皱巴巴的，已经干得发硬，但颜色还是暗红的，像一块凝固的血。被一根红绳穿着，打了一个死结。
　　
　　“枣到了。人还没到。树还没种。”
　　
　　陆川看着那颗干枣，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红绳绕在手腕上，打了个活结。
　　
　　门外，阿虎又在唱渔歌了。这次换了首，调子更弯，嗓门更大，好像要把整条街的霓虹都唱灭。阿龙在给他敲碗，节奏终于对上了。钟亦鸣在数关爷给的压岁钱，手指翻得飞快，已经数到第三遍，每一次都是三十万。阿绣给海生改的新外套刚好完工，海生穿着在走廊里走了几步，袖子不长不短，刚好。他摸了摸口袋里那把新刀——蛇形刀柄在掌心里微微发凉，但感觉很踏实，像握住了一条不会咬人的蛇。渔民和辽宁老乡在赌谁能在单脚站立的情况下喝完一罐啤酒，赌注是明天早上的洗碗权。老马在厨房里又端出一盘饺子。
　　
　　关爷站在茶室门口，看着这一屋子的人。他转过头对陆川说：“他们能在这里过年，是因为你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但他们能不能在这里过明年的年，要看你是不是能让他们一直跟着你。”
　　
　　“我知道。”
　　
　　“不够。你光知道不够。你要做。”
　　
　　“我会做。”
　　
　　关爷不再说话了。他回到桌子边坐下，夹了一个饺子，慢慢地嚼着。窗外，远处增上寺的钟声又敲了一下。一百零八下，驱除一百零八种烦恼。但歌舞伎町没有增上寺的钟声——歌舞伎町只有霓虹灯的电流声，永不停歇地嗡嗡响着。
　　
　　陆川坐在长桌边，听着阿虎跑调的渔歌，看着兄弟们争抢最后一盘饺子，手腕上的红绳在灯光下微微发亮。他端起面前的饺子盘——最后三个。他看着阿虎期待的目光，把盘子推了过去。
　　
　　阿虎夹起一个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对他哥说：“哥。明年的年夜饭，咱们还在这吃吧。”
　　
　　阿龙没回答。他正在用手擦眼角——不知道是刚才被饺子的热气蒸的，还是被渔歌里某个跑了八百个调的尾音勾起了什么。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吃他的饺子。
　　
　　一九八六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