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最底层的活法 (第1/2页)
第二天清晨，活来了。
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歌舞伎町的霓虹终于熄了大半，只剩几块巨大的广告牌还在晨曦中泛着残光。巷子里的自动贩卖机嗡嗡响着，一只野猫蹲在上面，尾巴垂下来，随着机器的震动轻轻摇晃。
关爷的人推门进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在睡。六叠榻榻米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四个人，被子不够，有人盖着自己的外套，有人和阿绣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海生蜷在角落里，身上裹着陆川那件已经起了盐霜的外套，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梦里还在背日语单词。钟亦鸣趴在地上，脸枕着那本泡烂的日语教材，眼镜歪到了额头上。阿龙的呼噜声低沉而均匀，像远处海面上的轮机声。阿虎睡在窗户下面，四仰八叉，一只脚搭在他哥的腿上。
只有陆川是坐着的。他靠在墙边，帆布包垫在腰后，闭着眼睛，呼吸平稳。但关爷的人推门的瞬间，他的眼睛就睁开了，像一把刀从鞘里抽出半寸。
“今天有工。”来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马，东北人，跟着关爷干了十几年。瘦长脸，门牙缺了半颗，说话的时候漏风，但语气里带着一种不需要刻意强调的权威——不是他自己的权威，是关爷的权威。他身后跟着一个中国人，四十出头，矮胖，穿着沾满油漆斑点的工装裤，手里夹着一顶黄色安全帽。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菜市场挑猪肉——打量了一下屋子里这群人，然后微微点了点头。他姓王，在工地上做小工头。今天有批建材要卸，缺人手，临时叫了关爷这边的人。
“换衣服，五分钟下楼。”老马扫了一眼还在打呼噜的几个，“今天这个工头是关爷的老关系，别给关爷丢人。”
门又关上了。陆川站起来，把帆布包放好。“都起来了。”他的声音不大，但阿龙第一个睁开了眼睛，然后是海生，然后是所有人。十四个人在十分钟内完成了换衣服、分喝一壶凉水、把被子叠好堆在角落里的全部动作。
楼下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后座全拆了，车厢里横着几条木板当座位，车厢地板上散落着干涸的水泥渣和烟头。排气管喷出的白烟在晨风里散去，带着一股柴油没烧尽的刺鼻气味。
车开了四十分钟。从新宿一路向西，经过中野，经过杉并，窗外的景色从霓虹灯牌变成了灰色公寓楼，又从灰色公寓楼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工地。钢筋骨架在晨雾中像某种史前生物的骨骼，塔吊的吊臂在空中缓缓转动。工地上已经有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走动了，橘色的头盔在灰蒙蒙的天光里格外刺眼。
车停了。王工头把他们领到工地一侧的建材堆场。堆场上横七竖八地摞着钢筋、水泥预制板、成捆的木材、堆成小山的砂石料。一辆卡车刚从外面进来，车厢里装满了水泥袋。五十公斤一袋，一共两百袋。今天的活就是卸水泥。
“两人一组，一个小时卸完。卸完了来领钱。”王工头的语气很平，没有歧视，也没有客气。他把一沓出工单夹在腋下，用下巴朝卡车方向点了点，“工具在那边。手套自己带，没带的就光手干。”
陆川和阿龙一组。阿虎和渔民一组。钟亦鸣和辽宁老乡一组。阿绣和另一个瘦小的福建人一组。海生跟在陆川后面，被王工头拦住了。“这小子看着还没成年吧？”海生挺直了腰板说十九了，陆川头也没回：“他跟我一组。算半个人，拿半份钱。”工头看了看海生瘦得像竹竿一样的身板，又看了看陆川，没有再说什么。
卸水泥。五十公斤一袋。从卡车搬到堆场的遮雨棚下面，距离五十米，要过一段碎石路面和一道临时搭的木板桥。看上去不远，但第一袋上肩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五十公斤是什么概念。是一袋大米的重量，是一个成年女人的体重，是你蹲下去扛起来之后膝盖会不由自主地发抖的重量。
陆川是第一袋上肩的。他蹲下，把水泥袋的一角提起来，阿龙在另一边帮他扶正，然后他沉腰、发力，五十公斤的水泥袋稳稳地落在他右肩上。他站起来，没有晃，迈出第一步，踩在碎石路面上。碎石在鞋底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每一步都在往下陷一点，每一步都得把脚拔出来再往前踩。走到木板桥的时候，桥面颤了一下，他顿了一瞬，调整重心，继续走。水泥袋上印着“秩父セメント”的字样，灰色的粉末从袋口的缝隙里漏出来，落在他的脖子上，混着汗水变成一条一条灰色的泥浆。
阿龙跟在后面，扛起了第二袋。他是渔民出身，扛过鱼获，扛过渔网，扛过比他体重还重的锚链。但水泥和鱼不一样——鱼会动，你扛着它的时候它也在挣扎，那种重量是活的。水泥不会动，它只是沉沉地压在你肩上，每一秒都在往下坠。阿龙咬着牙，跟上了陆川的步伐。
阿虎看着他们走完第一趟，朝手心啐了口唾沫，弯腰扛起了第三袋。站起来的时候他闷哼了一声，膝盖弯了一下，但马上又绷直了。渔民在他旁边扛起第四袋。然后是钟亦鸣。钟亦鸣这辈子没扛过比字典更重的东西。他蹲在水泥袋前面，试了一次——没扛起来。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扛起来。第三次他把水泥袋靠在卡车挡板上，用后背顶住，然后猛地一发力，袋子上了肩。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脊椎发出一声细微的咔嚓声，白衬衫的袖口从工装外套里露出来，袖口的扣子还是扣得整整齐齐的。
走到一半，他在木板桥上晃了一下。桥面只有两块木板并排的宽度，脚底下的溪水是工地排放的泥浆水，灰白色的，冒着气泡。他的鞋底在潮湿的木板上打了个滑，身体往左边倾斜，五十公斤的水泥袋开始往左边滑。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手从后面顶住了他的腰——是阿龙。阿龙卸完第一袋往回走，正好看到钟亦鸣在桥上晃。他没说话，只是一只手扶着钟亦鸣的腰，一只手按住水泥袋，陪他走完了木桥。
“谢谢。”钟亦鸣把水泥袋卸在遮雨棚下面，直起腰，喘着气说。
“你是读书人，不用谢。”阿龙说完就转身往回走了。
阿绣和那个福建人一组。那个福建人也瘦，但力气比阿绣大一些，两个人扛一袋的方法是把水泥袋横过来、各抬一头。这样分担了重量，但步伐必须一致，否则一边快一边慢，水泥袋就会从中间滑下去。阿绣走在前面，他的手指紧抠着水泥袋的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这双手在老家的时候只拿过针线、剪刀、布料，从来没拿过比一匹布更重的东西。针茧被粗糙的牛皮纸磨破了，渗出一点血丝，他没有吭声，只是把手指换了个位置继续抬。走到第三趟的时候，他忽然对福建人说：“你走慢一点。我在数步数。”福建人愣了一下：“数什么步数？”阿绣说：“从卡车到雨棚，一百零八步。你走慢一点，一百一十步走完，不累。”福建人没听懂，但他照做了。从第四趟开始，他们每一趟都比别人慢十五秒，但每一趟都稳稳当当。福建人后来跟别人说，这个温州裁缝是所有人里最聪明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但他数步数。”
海生扛不动五十公斤。陆川跟王工头说好了，他算半个人，拿半份钱。他负责的工作是站在遮雨棚下面，把卸下来的水泥袋码放整齐。五十公斤的水泥袋，别人扛一袋，他要码两袋。水泥袋一袋一袋地从卡车上搬过来，码成一个方阵，像一座灰色的城池。第一层容易，第二层开始需要把水泥袋举起来。海生踮起脚尖，把水泥袋往第二层推，水泥粉末从袋口喷出来呛得他睁不开眼，他呸了两口，用袖子擦眼，然后继续推。他一边码一边在心里数着每一层放了几个、每一排放了几层、每一摞有几袋。他问工头这批水泥要放在遮雨棚第几根柱子旁边的位置，工头说第三根和第四根之间。“留一个通道，方便叉车。”工头补了一句。海生就沿着第三根柱子的边开始码，码到第四根的时候留了一个刚好够叉车进出的空当。
工头站在旁边看了他一会儿，问：“你学过仓库管理？”海生摇头。“那你怎么知道留通道？”海生挠了挠头：“我看叉车的轮距大概这么宽，”他用两手比了一下，“加一袋水泥的长度，刚好。”工头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掏出本子记下了什么。
中午，太阳升到了头顶上。但工地上的人感受不到太阳——水泥粉尘把所有人的头发、眉毛、睫毛都染成了灰色，汗水在灰色的脸上冲出沟壑，像某种诡异的现代派浮雕。午饭是工头统一发的便当。冷饭团，梅子干，一瓶矿泉水。十四个人坐在水泥袋堆成的方阵旁边，没有人说话，都在吃。阿虎三口吞完了饭团，仰头灌了半瓶水，然后靠在水泥袋上闭上眼睛。阿绣在用针挑手指上的水泡——那个福建人跟他说，挑破了好得快，不挑明天没法干活。他沿着水泡的边缘小心地刺了一个孔，挤出透明的液体，然后用碎布条把手指缠好。
陆川坐在遮雨棚的边缘，背靠着水泥袋，慢慢地嚼着饭团。汗水和水泥灰在他脸上糊成了一张灰色的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没有看工地的钢筋骨架，也没有看远处的东京天际线，他在看王工头。
王工头站在卡车旁边，手里拿着那个出勤本，正在和卡车司机说话。卡车司机是日本人，三十多岁，穿着干净的工装，戴着手套。两人说话的声音隔着五六十米听不太清楚，但陆川能看到他们的手势——王工头用手比划了一个数字，卡车司机摇头，王工头又比划了一个，卡车司机还是摇头。王工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卡车司机，司机接过去掂了掂，收进了口袋里，然后点了点头。卡车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朝水泥堆场这边看了一眼，嘴角挂着某种说不清的笑容。然后车轮碾过碎石，卡车驶出了工地大门。
“那个司机，日本人。”陆川对阿龙说，“他跟工头拿的钱。”
阿龙咽下嘴里的饭团：“什么意思？”
陆川没有解释。但他看懂了。王工头是中国人，卡车司机是日本人。中国工人卸水泥，日本人开车。中国人拿一份钱，日本人拿两份——一份是运费，一份是工头塞给他的信封里的东西。那是回扣，也可能是封口费，也可能两者都是。在这个工地上，日本人管着中国人，日本人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抽一层油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日薪被抽了多少。但迟早会知道。
下午的活变了。水泥卸完了，王工头把工单翻了一页，让他们去搬钢筋。钢筋堆在工地另一侧的空地上，几十根一捆，用铁丝扎紧。两个人一捆，扛到正在打地基的基坑边上。钢筋比水泥更重、更长、更不好控制。两个人扛一捆，步伐必须完全同步，否则钢筋会左右晃动，带翻前面的人。阿虎和一个东北来的壮汉搭档，两个人扛着钢筋往前走，阿虎在前面，壮汉在后面。走到基坑边缘的时候，阿虎想停下来，壮汉没来得及收步，钢筋的惯性推着阿虎往前冲了一步——基坑就在脚边，三米深，底下是硬化的碎石。陆川在侧后方看到了，喊了一声“松手”，阿虎没松——他不肯先松手是因为怕钢筋砸到后面的人。最后是阿龙冲上来从侧面抱住了钢筋，三个人的重量加在一起才刹住。
“你他妈的不要命了？”阿龙把钢筋摔在地上，转身揪住阿虎的领子。
“我说了我扛得住！”
“你扛得住个屁！你刚才差点掉下去！”
“那不是没掉下去吗？”阿虎挣开他哥的手。兄弟俩像两头斗牛一样在基坑边对峙着，胸口起伏，拳头上都是铁锈。
陆川走过来看了看基坑，又看了看钢筋的位置，然后对阿虎说：“下次到了边缘，喊一声‘停’。后面的人听不懂，你就用日语喊。钟亦鸣教过你。”
阿虎愣了，然后转头对钟亦鸣喊：“老钟！‘停’用日语怎么说！”
“止まれ！とまれ！”钟亦鸣在一堆钢筋后面探出头。
“と……ま……れ。”阿虎念了一遍，然后又念了一遍，把每个音节都嚼碎了咽下去。
收工哨子响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十四个人拖着身体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王工头在那里等着。他手里拿着一沓信封，每人一个。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日元。1985年，一万日元大概是人民币两百多块。在国内，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块。这里一天就是一万日元。阿虎把钞票举到眼前，对着夕阳看上面的水印，然后小心地折好放进上衣内袋里，拍了拍，确认它在。这是他这辈子赚到的第一笔日元。他说到日本的第一顿饭要吃拉面，大碗的，要有叉烧。但现在他只想回去躺下，连拉面都可以等明天。
但钱不对。
在回程的面包车上，陆川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车窗外面倒退的街灯。钟亦鸣坐在他旁边，手指在膝盖上无声地划着数字。车到了公寓楼下，所有人拖着酸痛的腿上楼。陆川在楼道里拦住了钟亦鸣：“你算出来没有？”
“算出来了。”钟亦鸣靠着墙坐下，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着，“卡车一共卸了两百袋水泥，我们十四个人，两人一组卸车搬运，用了不到两小时。加上后来搬的钢筋——按照国内的工价，这些活十个人干一天也就百来块钱。但这是日本。一万日元看起来很多，但我在证券公司看过的劳务派遣时价是时薪一千五到两千日元。这是建筑工地，重体力，时薪应该更高——大概两千到两千五。今天的活加上钢筋，算八小时，按最低时薪两千算，应该拿一万六千日元。按重体力算，应该拿两万。他给了我们一万。”
他把眼镜戴回去，看着陆川：“少了一小半。”
陆川没有马上说话。他靠在楼道的墙上，水泥灰从头发上簌簌地往下掉。
“明天我去找他。”他说。
第二天，活照干。卸沙子、搬预制板、抬钢筋。午饭还是冷饭团。收工的时候王工头照例在工地门口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看了一眼——还是一万日元。他把信封折好放进口袋，没有上车。等其他人都上了面包车之后，他对阿龙说：“你们先回去。我有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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