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最底层的活法 (第2/2页)
“什么事？”
“别问了。”
阿龙看着他的眼神，没有再说第二句话。车门关上，排气管喷出白烟，面包车载着十三个人拐上了回新宿的路。陆川转身走进工地。王工头正在工棚里收拾东西，把出工单和账本塞进一个帆布挎包。他抬头看到陆川站在门口，手上的动作慢了一拍，但表情没有变。
“还有事？”
“有事。”陆川走进工棚。工棚很小，一张折叠桌、两把折叠椅、墙角堆着安全帽和工具箱。一只荧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光线惨白。
“王工头。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陆川在折叠椅上坐下来，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咱们都是中国人，在日本讨生活不容易。你雇我们干活，我们干活。这个道理很简单。”
王工头没说话。他的手从帆布挎包上移开，垂在身体两侧。
“但我算了笔账。昨天和今天的活——卸水泥、搬钢筋、抬预制板。按日本工地重体力的时薪，八小时，至少应该是一万六到两万。你给了我们每人一万。”陆川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在念一份菜单，“中间差的那些钱，去哪儿了？”
工棚里的空气忽然变稠了。工头的手开始往帆布包的方向移——不是拿账本，是包里有一把美工刀。陆川看到了那个动作，他的身体重心轻微调整了，这是他在部队学的——不是进攻姿态，是防守反击的起手式。双腿微微分开，重心下沉，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可以随时格挡或出拳。
“你到底想干什么。”工头的声音比刚才低了。
“很简单。钱，明天补齐。按两万算，每人补一万。十四个人，十四万。补完了，这事就过去了。不补——”陆川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那一步不大，但落地的声音在铁皮工棚里很响，“——你和这栋楼一起封顶。”
工头脸色变了。他咬着牙瞪着陆川，胸部起伏了好几次，脸颊上的肌肉抽动着，像是在算计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敢动手。陆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水泥灰糊在脸上还没洗掉，看起来不像一个来找茬的人，更像一截刚从水泥堆里拆下来的钢筋。
“我没拿那么多钱。”工头突然说，声音里多了一种陆川没预料到的情绪——不是狡辩，是解释，甚至带一点委屈，“我上面还有日本人。那个姓田中的工头，我跟你说过的——他给中国人的日薪就是一万出头，多给了他要签追加单，追加单三次我就别想干了。信封里的钱是我从他手里领的，领多少我发多少。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拿一万。”
陆川没说话。他在判断这句话的真伪。
“你不信？”王工头把手从包的方向移开，翻开挎包，抽出出工单和账本摊在陆川面前。一页一页翻过去——田中的签字，施工单位的印章，劳务派遣公司的价目表。他的手指在价目表上停住——时薪确实是两千五。然后他把另一本账推过来——王工头自己的账本。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工人的出工天数，每个人名字后面的金额都是一万。“看到了？他给我两万五一个工，我给你们一万。中间差的那部分——你以为是我拿了？不。中间那部分被田中自己扣了，被劳务公司抽了，被施工单位的会计吃了。每一层都抽一点，抽到最后，只剩下这么多。”
陆川把账本合上。他站起来，走到王工头面前。王工头往后缩了半步。但陆川没有动手。他用手指在账本封面上点了点，说了一句王工头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明天，你去跟那个姓田中的日本人说——中国人的工钱，从明天起，按一万八结算。他抽走的那部分，我不管他拿去哪里、分给谁。我只管一件事：到我兄弟手里的钱，不能比日本人少。他要不给——”
陆川的语气和刚才一模一样，平静，缓慢，每个字都像钉子在往铁皮墙上钉。
“——我就去劳务公司门口等他。我不打他。我就坐在他公司门口的台阶上，每天坐八个小时。他出来一次我坐一次。我十四个人轮着坐。”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水泥灰。然后转身走出了工棚。
第三天清晨，工棚门口。王工头在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张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八千日元。他收好信封，没说一句话，戴上安全帽走进了工地。工头站在工棚门口看着他走进钢筋堆场的背影，看了很久。
当天晚上，阿虎坐在公寓的榻榻米上，反复数着信封里的钞票。他问：“今天的钱怎么比昨天多了？”没有人回答他。阿龙看了陆川一眼，陆川正在把帆布包塞到墙角当枕头。阿龙收回目光，对阿虎说：“少了你叫，多了你也叫。睡觉。”阿虎没再说话，把钱折好放进内袋，拍了拍，确认它在。
工地上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进入十二月中旬，东京的气温降到了个位数。清晨的工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钢筋上凝着一层薄霜，手套摸上去能粘住。水泥在低温下凝固得慢，搅拌机里的砂浆比平时更黏稠。工人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白雾，手冻僵了就哈几口气继续干。阿绣的手指冻得又红又肿，针茧的旧伤没好又添了冻疮，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回到公寓后在昏黄的灯光下帮兄弟们缝补磨破的工装。
他给阿龙补了腋下裂开的工装，沿着原来的缝线一针一针地走，针脚比原来还整齐。给阿虎的裤腿加了两块补丁——一块在膝盖，一块在屁股口袋的位置。给钟亦鸣的上衣袖口重新锁了边，用了一种他自创的双层锁边法，袖口再也不会磨出毛边。给海生改了一件工装外套，把袖子裁短半寸，把腰部收窄一指，这样海生穿着不会灌风。海生穿上新改的外套之后高兴得在公寓里走了两圈，说像量身定做的。阿绣说本来就是量身定做的。陆川的工装裤子裤裆开了线，阿绣让他脱下来，坐在榻榻米上就着灯光缝。缝到一半忽然说，陆哥你的裤腿我帮你改窄一点，走路不兜风。陆川说不用。阿绣说风灌进去冷。陆川没再说第二句话。
兄弟们都睡了之后，阿绣从自己的帆布包袱里拿出那块用塑料布裹了三层的碎布料——他父亲从病床上递给他、让他到了日本做件像样衣服的那块料子。他把它摊在膝盖上，手掌抚过布面，感受着布料的纹理和质地。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叠好、裹好、放回包袱最深处。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想。等攒够了钱，他要买一台缝纫机。然后把这块料子做成一件衣服。不是给自己穿，是挂在墙上，让他爸知道他在日本没给中国人丢脸。
十二月中旬，工地出了一件小事。
一个日本工人在卸钢筋的时候操作失误，吊车转臂转得太快，一捆钢筋在起吊过程中散开了，三根钢筋从半空中滑落。落点的正下方是阿虎——他正蹲在地上绑钢梁的扎丝，背对吊车。陆川眼角余光捕捉到空中那三道急速下坠的黑影，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扑了出去。他横着撞开阿虎，两个人同时摔在碎石地上——阿虎的肩膀撞到地上，痛得叫了一声，但那三根钢筋砸在了他刚才蹲的位置，碎石迸裂，弹飞的石子打在两个人的安全帽上噼里啪啦地响。
整个工地安静了一瞬。然后所有人都在喊——有人喊“誰か落ちた”、有人喊“救急車を呼べ”、有人喊“让开让开”。那个操作吊车的日本工人从驾驶舱跳下来，脸色比水泥还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阿虎趴在地上，侧头看着那三根嵌进碎石的钢筋，忽然想跟陆川说什么——想说他欠陆川一条命——被陆川从地上拽起来推到一边。陆川走到那个日本工人面前。周围几个中国工人围了上来，有人手里还攥着扳手。日本工人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吊车的履带上。陆川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日语，是他跟钟亦鸣学的。
“大丈夫。誰でも間違いはある。”
没关系。谁都会犯错。
那个日本工人的眼眶红了。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头差点撞到膝盖上，然后握着陆川的手不放，嘴里反复说着“ありがとう”，又说“ごめんなさい”，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在午饭时间把自己的便当端过来给阿虎，是一盒还冒着热气的咖喱饭，旁边放了两个橘子。
但陆川同时也注意到另一件事。那么大的响动，三根钢筋落地——整个工地都听到了。现场负责安全的日本监工跑过来，嘴里喊着“誰か怪我したか”，然后跑到吊车旁边，第一件事不是去查看差点被砸到的阿虎，而是对那个日本工人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骂完了把他领走。从头到尾没有看过陆川和阿虎一眼。他不在意中国工人有没有受伤。他在意的是这次操作失误会不会被记入安全日志——如果记了，会影响工地的安全评分，影响他们公司年底的审核。
陆川站在基坑边缘，看着监工远去的背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晚上回到公寓，钟亦鸣没有急着睡。他坐在角落里，用一支铅笔头在皱巴巴的笔记本上写字。不是算账，是写日记。他写下来的东西很简短——今天赚了多少，花了多少，存了多少。今天吃什么，今天学了什么日语。他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画了一张表，标题是“回国倒计时”。表里有两个数字：目标金额、当前存款。目标金额后面写着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数字——不是赚够船票回家，是够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开一个账户。当前存款后面写着零。但旁边的括号里还有一个小数字：在工地这几天攒下来的钱，扣除饭费之后剩余的部分。那个小数字比零大一些。
“你在写什么？”海生凑过来。
“写计划。”
“什么计划？”
“回家的计划。”
“可是咱们刚来。”海生不解。
“回家的计划，”钟亦鸣头也不抬，“在你上船之前就应该想好。否则你永远回不了家。”
海生没完全听懂。但他记住了这句话。他回到自己的角落，蜷在那件改过尺寸的外套里，闭上眼睛之前，在脑子里把今天工地上所有的声音都过了一遍——吊车的齿轮声、钢筋落地的撞击声、陆川用日语说的那句话的音调、那个监工从头到尾无视中国工人的沉默。他把那个沉默也记了下来，因为它比声音更有用。
十二月底，东京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落地就化。但工地停工了——不是下雪的原因，是日本人要过元旦。中国人不过日本年，但工地不开工，他们也没活干。关爷让老马给他们送了三天份的年货——米、油、几盒速食拉面、一箱啤酒。老马说关爷年前想见见大家，让你们在新年第一天去他的地方聚一聚。
大晦日那天晚上——日本的除夕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全亮了。这一晚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亮，因为所有俱乐部都在做跨年活动，灯牌和灯笼挂满了整条街。远处增上寺的钟声隐隐约约传来，一百零八下，驱除一百零八种烦恼。日本人穿着和服在街上走，手里拿着御守和祈福的箭矢。有人在烧旧年的护符，纸灰在夜风中飞扬。
十四个人在六叠榻榻米上过他们的第一个日本新年。阿虎用啤酒瓶当麦克风唱福建渔歌，跑了八百个调，被阿龙用枕头砸了三次但还在坚持唱，说要唱到新年来。渔民敲着空酒瓶给他打拍子，节奏完全不对，但敲得很认真。那个辽宁老乡从包袱里拿出一副扑克牌，教大家打滚子。阿绣在旁边一边看一边继续缝补白天磨破的工作服，由纪给他的那块银座西装店的碎料子里有几块太小不能做衣服的边角，被他缝在了兄弟们的工装膝盖上。他一边听渔歌一边缝，嘴角微微翘着。
钟亦鸣把日文教材摊在膝盖上，在除夕夜继续背单词。阿虎说他没劲，过年还学习。钟亦鸣抬头回了一句：“正月十日までは。”到正月十日为止。阿虎没听懂，问什么意思。钟亦鸣说：在日本，除夕夜还在学习的人，正月里运气最好。阿虎将信将疑地问真的假的。钟亦鸣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骗你的。
海生坐在窗边，没有跟大家闹。他手里拿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他用铅笔画的从公寓到工地的路线图——不是普通地图，是“声音地图”。每一个路口他用不同的符号标注了那里的声音特征：十字路口有自动贩卖机的嗡嗡声，立交桥下有回声，工地入口有一条狗每天早上七点会叫。他把这张纸折好收在口袋里。
陆川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灯火。
他在想一个人。赤松敏宏。那个在银座酒会阳台上对他说过一句让他至今难忘的话的日本人。那个人说“你和我都是异乡人”。他不确定这句话里有几分真。但新年快到了，新年第一天他要去关爷那里——也许就能碰到那个让所有人都摸不透的日本人。
“陆哥，”阿虎喊他，“过来喝酒！”
“来了。”陆川转身，啤酒瓶在霓虹灯的映照下闪着暗金色的光。窗外有人在放小型烟花，金红色的火星在巷子里一闪一闪地亮，照亮了灰色墙面上斑驳的涂鸦。窗内的歌声、笑声、扑克牌摔在榻榻米上的声音混在一起。十四个人在这座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里过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新年——没有红包、没有年饭、没有亲戚走动——但他们有彼此，有刚拿到手的三天年货，有阿虎跑了八百个调的渔歌，有阿绣缝在膝盖上的碎布料，有钟亦鸣计划表上那个比零大一点的小数字。
一九八五年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过去了。
一九八六年就要来了。